当前位置:威尼斯网站 > 威尼斯app注册 > 此里卓玛11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展映活动上,谭乐水一直在记录这个山寨的巨大变化

此里卓玛11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展映活动上,谭乐水一直在记录这个山寨的巨大变化

文章作者:威尼斯app注册 上传时间:2020-03-12

图片 1

李卫红在乡村之眼的培训班里面学习拍摄。

今年暑假,云南大学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谭乐水教授带着他的学生,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的基诺族山寨巴卡老寨待了近20天,指导学生完成了一部18分钟的纪录片《再见,雨林》。

云南迪庆“卡瓦格博乡村之眼”学员放映交流活动合影,第二排左三为此里卓玛。 受访者供图

李卫红最想把自己即将被淹没的村庄作个记录。

基诺族是一个人口仅2.09万的民族,9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方圆600多平方公里的基诺山热带雨林之中。20年来,谭乐水一直在记录这个山寨的巨大变化,带学生来此拍片,是为了“不让影像出现断层”。

11月18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藏文化与影视人类学论坛”上,与会的专家、学者观摩了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学者郭净、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藏族女孩此里卓玛合作拍摄的纪录片《卡瓦格博》后,对该片给予了很高评价。

日本有位着名的果农木村秋则,有一本书叫《苹果教我的事》,就是写他如何不打农药不施化肥种出苹果来。现在,国内也有一位藏族阿妈,她同样执着地种植生态葡萄,并且还把自己的劳作过程,拍成了纪录片。虽然阿妈的汉语说不太好,但她的故事依然感动了许多人。

“现在缺少的不是技术,而是两代人之间的衔接。”谭乐水说。

一个星期前,该片荣获了“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铜收藏奖”。此里卓玛11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展映活动上,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交流,但第二天就赶回了德钦老家。听说获奖的消息,她在朋友圈中表示“诧异”:“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影片都会归类到社区单元,并自然而然地避开竞赛。这使我产生一种错觉——竞赛单元的影片是一种艺术,社区单元的影片是一种生活。艺术是可以得到承认的,生活却不一定。”

先是学习生态农业获丰收

“先把素材拍下来”

对于获奖,此里卓玛感到很高兴,但她认为,这部作品只是一个开始,而他们“身后那群乡村影像拍摄者记录的作品,才是真正值得期待的大片”。

48岁的李卫红已经当奶奶了,她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生活在神山卡瓦格博脚下。

在一边教学一边拍片中,谭乐水总有一种焦虑。随着社会发展,大量少数民族青年离开乡土,到外地打工,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民居、服饰、节日祭祀等文化传统正在快速消失。

无意中扛起了摄像机

李卫红是藏族,17岁中学毕业,然后在家务农,23岁结婚,有两个儿子,她平时喜欢跳弦子、锅庄,喜欢抽空在村子里组织村民学习传统歌舞。从2010年开始至今,每周三和周六,李卫红都利用村子里的党员活动室,组织村民在村子里跳弦子舞,在劳动之余大家一起娱乐,也促进村民间交流,使大家更团结。

“如果不拍,这个时代就会出现断层、出现空白。”谭乐水说。

在没有遇到郭净之前,此里卓玛对著名的梅里雪山主峰——卡瓦格博峰并没有特殊的印象。“我们都叫卡瓦格博爷爷,非常尊重神山,每年都去转山,但从来没有想过,掩藏在云雾之下的卡瓦格博峰究竟是什么样子。”

2011年3月,在香港社区伙伴的资助下,李卫红到昆明参加生态农业培训活动,学到了生态农业相关知识,同时也参加了云之南纪录影像展,之后回到社区就开始自愿者自家田地里做生态农业示范活动。

“不让影像出现断层”不仅来自他对时代的焦虑,也来自父亲对他的启发。

2003年,刚从云南省电影学校(现已并入云南艺术学院)电子声像设备专业毕业的此里卓玛,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导游。她在学校里学过一些电影欣赏的课程,却从没摸过摄像机,对纪录片更是一点儿也不熟悉。

通过香港社区伙伴在社区组织的生态农业培训活动,李卫红了解到农药化肥的使用将会对人体以及其他众生造成危害,为了自己也为了所有的众生,她决定从自己做起,用自家的葡萄地做实验,开始学习不用农药化肥的耕种方法,只要有学习的机会她都会抽空去学,并按照专家教的方法认真在自家葡萄地地里实验。经过一年的精心打理,她的生态农业示范地获得了丰收,她用没有农药化肥的放心葡萄酿制成葡萄酒分享给全村男女老少。

谭乐水的父亲、如今已是百岁老人的谭碧波,曾于20世纪50年代参与了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参与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科学纪录电影”的拍摄,并编写了第一个民族志电影脚本《云南民族纪实》。

那年夏天,她和邻居仁青多吉老人转山时,遇到了前来拍摄的郭净。人类学学者郭净立志于做一个卡瓦格博的影像库。仁青多吉是当地藏族文化“百事通”,会藏文、藏医,还出过两本关于藏族神山体系的书,自然成了郭净的拍摄对象。藏汉双语兼通的此里卓玛,成为了郭净与藏族村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再拍下整个过程教村民

早在1992年,谭乐水将他在西双版纳景洪市勐罕镇傣族传统村寨曼春满拍的镜头放给父亲看时,父亲激动地说,他以前拍过曼春满,当时拍民族片,很多镜头都是在这个村里拍的。

郭净拍累了,就把摄像机交给此里卓玛,鼓励她拍摄。20来岁的她初生牛犊不怕虎,第一次拿起摄像机,就拍到了村民们拯救掉到深坑的青蛙的故事。这段不加雕琢的记录,后来剪成了《小生命》片段,清晰地展现了藏族人众生平等、不杀生的文化信条。

2011年,李卫红被卡瓦格博文化社在社区的协作者斯南尼玛推荐,参加文化社组织的由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支持的“乡村之眼”影像培训,学会使用摄像机。培训后,李卫红开始在村子里拍摄各种活动,包括婚礼、节庆、日常劳动过程等,并用家里的电视机放映给村民看。

父亲的话让谭乐水意识到,由于客观原因,几十年来,民族志纪录片已经出现了断层。“社会在激烈变迁,如果我父亲他们那代人没有去拍,我们今天去哪里找那个年代的镜头?”

此后,郭净力邀会藏语的此里卓玛加入自己的“社区影像教育”项目,并且担任影像记录人。此里卓玛却说,她个人对摄像机没有太大的好奇心。“我不是那种坐在旁边冷眼旁观的人。大家喝酒说话唱歌聊天,我会跑过去参与。但是拿摄像机的人,却只能坐在旁边,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玩,自己却不能参与其中。”

生态种植葡萄成功后,李卫红用摄像机拍下了自己在葡萄地里实验种植生态葡萄的整个过程,并把经验分享给附近的村民们,她拍下的纪录片也成为了村民学习种植生态葡萄的教材而被广为流传,受她这种为所有众生着想的精神的影响,村里愿意学着她种植生态葡萄的人越来越多。她说,如果大家都不用农药化肥,都愿意为别人,为所有众生着想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非常美好。虽然在村子里,她并不是什么领导,连一个小组长都没有当过,但她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改变现在这种金钱至上的生产生活方式,通过三年的努力,她终于打动了大家的心,越来越多的村民正加入到了这个种植无公害葡萄的队伍中来。

为此,从1996年用自己的钱购买了一台松下牌DV后,谭乐水每年都有半年多的时间待在巴卡老寨,一拍就是20年,和老乡混得像亲戚,连跳蚤都不咬他,“因为身上已经有当地村民的味道”。

在影像中反观自己

目前,除了在家务农外,李卫红常去帮助附近的村庄传授种植生态葡萄知识,范围包括自己的村庄古水村,还有附近的瑞瓦村、说美村、溜同江村、江坡村等社区,“这些村在做生态农业,大家邀请我到实地去讲解,所以多了一份工作。2012年年底,为了鼓励村里的妇女们积极参与传统弦子歌舞活动,我给村里的妇女每人买了一双传统藏鞋,大家说有了传统藏鞋,就愿意积极参与歌舞活动。”

在拍巴卡老寨的同时,他也拍曼春满。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拍一部7集纪录片《半个世纪后的再追踪》,如今已经完成了两个:苦聪人的《六搬村》和傣族的《曼春满》。

2006年,郭净所在的白玛山地文化研究中心组建了一个“云南·越南社区影视教育工作坊”。这是一次将摄像机交给当地村民的影像试验,要求参与的成员两人一组,一个接触过摄像机,一个零基础,联合拍摄一个关于村庄的影片。

李卫红将自己拍的素材剪成纪录片《葡萄》。

今年8月,谭乐水带领参加“国家艺术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项目”的学员李功、刘沁园、赵昆到巴卡老寨,拍摄纪录片《再见,雨林》,片中的主角“爷爷”心情复杂。世代居住在雨林中的基诺族,雨林已不再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他们的生活逐渐和城市文明接轨,狩猎、采集变为种植橡胶和茶叶,孩子们手中的玩具也从弹弓变为变形金刚,在竹林里寻找竹虫的乐趣变为围坐在生日蛋糕旁的喜悦。

此里卓玛参加了这个项目,和她的姐夫鲁茸吉称组成了搭档。拍摄对象就选择了鲁茸吉称生活的村庄——德钦县云岭乡佳碧村。

《葡萄》纪录片感动了很多人

“要了解和记录一个民族的变化,必须长期跟踪。”谭乐水说,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民族地区已经没有传统服饰和民居了,有些民族和一些民族支系,不仅没有民族志,连文字的历史都没有,更别说影像了。“这么长的历史没记录,将来怎么补都补不起来”。

佳碧村坐落于卡瓦格博神山脚下的澜沧江畔,全村30户人家,全部是藏族。此里卓玛和鲁茸吉称拍摄了3年,后来将素材剪辑成了一个50分钟的纪录片《我们佳碧村》,配上了汉、英、藏语字幕正式出版。正是这次拍摄,彻底改变了此里卓玛对影像的印象。

2013年3月,李卫红自己拍摄完成了纪录片《葡萄》,并在昆明放映。

“目前,我们已经具备了长期深入拍民族志电影的条件,或者说影视人类学的技术门槛已经突破了,有条件去记录一个民族的变迁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去追求快餐式的东西呢?”谭乐水说。

在进入拍摄前,工作坊的老师教给他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摄像机使用技术,二是与社区居民的沟通技巧。对于拍什么、怎么拍,工作坊都没有要求,但特别强调,影片从选题、拍摄到后期剪辑的过程,都必须有村民的全面参与。

纪录片的出品方是卡瓦格博文化社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纪录片是“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计划”之卡瓦格博系列作品之一,是李卫红2011年11月至2012年12月期间,参加“乡村之眼公益影像计划”活动开始拍摄作品。

因此,他认为“先把素材拍下来,剪辑还在其次”。今后的影视人类学者,会从素材中找到所需的史料。纪录影像最本质的属性是“纪录”而不是“观赏”。

对此里卓玛的到来,村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情。“他们有很多抱怨的声音。之前,他们参与过一次拍摄活动,但感觉那些仪式并不真实,都是表演出来的。”此里卓玛不断地向村民保证,一定不会出现这种不真实的表演。大家将信将疑地说,那就试试吧。

纪录片《葡萄》拍摄地点是云南德钦,记录了李卫红一家种植葡萄的劳作过程。生活在澜沧江干热河谷地区的藏族,大多数人聚居于少林的台地和河谷地带,他们利用雪山水源构建供水体系,构筑起干热河谷绿洲农业生态系统的传统农业。2000年以后,葡萄种植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在卡瓦格博地区逐渐展开。葡萄是引种来的,在藏族的信仰里不能杀生,而施化肥会把小虫子杀死。在昆明专家的指导下,李卫红试验生态种植葡萄,施农家肥,把油、鸡蛋、烟草水调和在一起喷洒在葡萄苗上,虫子就不会来吃了。

“历经岁月磨蚀而保存下来的素材,才是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他说。

进村的第一件事,是选择拍摄主题。村民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想法:有人说,把女人争水的场面拍出来;有人说,把我们唱歌跳舞的场面拍出来;也有人说,把我们的生活状态拍出来……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村民们一致认为,拍摄吵架的画面并不能帮助解决问题,还会给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最后,大家决定拍摄佳碧村一年四季的生活。

李卫红的汉语不太好,但她的作品《葡萄》感动了很多人,纪录片的最后是一个全景,记录了那个她生活了一辈子的县城,但很快电站建起来,村子要搬迁了,李卫红的表达很温和,很平静,就是给自己留下一个记忆。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发起人郭净点评:“这部片子背后有个‘利他’的思想,纪录片到最后,第二层意思才出来。村子所在的地方要修水电站了,村子要被淹没,李卫红一个个拍了她的村子的每一家房子,我们看了可能很不耐烦,但是她很舍不得。”

“学习和保护我们自己的传统”

从三四月的农耕播种,到七八月的捡松茸、放牧,再到秋冬农闲时节的婚庆、新房乔迁,此里卓玛和鲁茸吉称整整拍摄了3年。每一次拍完,他们都把摄像机接到电视上,村民看了素材以后,一起讨论内容的取舍。需要补拍的画面在次年和第三年补充完善。

继续种葡萄 继续拍纪录片

7月20日,“国家艺术基金民族影像志人才培养项目”的另一批学员杨晓平、谭晓霞、陈重武,冒着多日不停的大雨,来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拍摄纪录片《遇上尼西土陶》。

“比起拍摄本身,我觉得回看、讨论这个过程更有意思。大家通过影像回观自己,包括我们的传统文化、生态环境、邻里关系,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此里卓玛说。

“乡村之眼”是由多家植根于中国西部乡村社区的机构共同合作完成的一个公益影像计划。该计划在云南、青海、四川等省区对农、牧区学员进行视频拍摄和剪辑方面的培训,支持他们拍摄自己的影像作品来表达对自己家乡文化及环境的理解。自山水自然保护中心2007 年发起第一次培训活动至今,项目已经在云南、四川、青海共培训了80多名乡村学员,拍摄制作了近60部作品。

汤堆村是一个有2000多年制作土陶历史的传统藏族村落。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汤堆村。

佳碧村是一个林业村,长期以来,村里靠砍伐栎树枝获得可观的集体经济收入,用于村里集体活动费用开销。然而,村民们对比了3年的影像素材发现,村子后山的林线在逐年后退。这不禁让村民们对赖以生存的家园产生了担忧。

在培训班上,李卫红的进展曾经是最令老师担心的,她拍出来的东西很乱。刚开始拿摄像机的时候,她手还会发抖,特别是看别人都拍出东西来,她更心急。“你想拍什么?”老师问她,她想拍自己身边的事,比如种葡萄。

村民当珍批初是家族中土陶制作的第七代传人,2006年被授予省级非遗传承人。他有一个刚从省城高校毕业返乡的儿子,每天随他制作土陶。当珍批初担忧,面对纷繁变幻的世界,作为家族第八代传人的儿子是否沉得下心来继承这份家族事业。见过世面、生机勃勃的儿子除了学习传统技艺之外, 还希望能开办一个工厂,带动全村人一起致富。然而他的想法却引起了村民的不安。尽管旅游业使村民们足不出户就能获得较好的经济利益,但村民们担心,公司的建立会影响他们一直延续的传统家庭作坊模式。因此,他们常常为土陶的命运、传统与创新等问题展开讨论。

村民们看了素材以后,就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有人提议,要不要做一些改变?他们觉得,砍栎树枝卖给别人,挣来的钱和生态安全相比,这是一笔不划算的交易。后来,村里订了一个村规民约,不再砍树,自己烧柴也不砍新鲜的,捡干柴来烧。

种葡萄的过程就是她拍片的过程,有时候拍丈夫在劳动,有时候自己劳动,就让丈夫来掌机,教他数“1、2、3、4、5”就可以换个镜头了……于是,观众在看片时就听到了她丈夫轻声的数数声,引来笑声阵阵。

这些讨论和焦虑,都被记录进了《遇上尼西土陶》,没有任何拍摄者和文化人的评论。

这件事触动了此里卓玛。之前,她做过很多社区工作,深知让社区居民聚焦到一件事情进行深层次讨论并非易事。然而,借助影像这个媒介,村民们很容易就同一个话题展开讨论,并且达成某些共识。“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拍摄的乐趣,发现了影像背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此里卓玛说。

李卫红拍片,家里人开始很不高兴,说她成天农活不好好干,一天就在拍片子“当记者”。她拍儿子结婚的时候,大家都骂她,说:“你们家父亲喝醉,母亲忙着拍片子。”“虽然被骂,我还是很开心。因为将来我可以再拿出来给大家看。党员活动我去拍了,拍了一些他们跳舞、拔河、打球的。晚上我拍好拿给村民看,他们说你拍的比德钦电视台都好,虽然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不是实话,我很开心,一辈子拍这么个片子,死也安心了。”

“我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叩问过去惯常以拯救者的姿态去面对传统民间艺术的做法。”拍摄者之一、云南大学社科处的谭晓霞说:“无论是村民还是我们,都应该重新审视和面对传统技艺的发展。”

她逐渐对影像产生了兴趣,之后又拍摄了《神山》《朝圣者》等纪录片。

现在,得了大奖的李卫红又回到了德钦的家里,她说,自己是农民,要继续种葡萄,当然,也要继续拍纪录片。

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郭净认为,影视人类学给了人们深刻反思的眼睛,开始警惕那些以拍摄为由、让当地民族在镜头前表演,制造虚假的“民族风情”作品。

让村民讲述自己的故事

“学者拍摄的影像,带着外来者的视角,很难深入揭示社区工艺、信仰、生产活动的细节,更难准确捕捉村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化。”郭净说,很多影片的拍摄目的,都是为了成为科研成果、参加会议和电影展,并没有给拍摄的社区带来什么利益。

几年后,此里卓玛加入了德钦当地的民间文化组织——卡瓦格博文化社,成为专职的工作人员。她当时的梦想,就是换一台好的摄像机,拍一部好的纪录片。

他在2000年和藏族学者熙绕桑波、纳西族学者和渊就在香格里拉县开展了一个“社区影像教育”的项目:将摄像机交给当地村民,由他们拍下了自己的生活,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文化观念。

当她向文化社社长斯郎伦布提出这个建议时,斯郎伦布很赞同她的想法,要买一个好的摄像机,但不是让她去拍,而是交给村民们去拍。当时,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公益项目——村民影像计划项目“乡村之眼”刚好要在德钦开展活动,此里卓玛与项目负责人吕宾一拍即合,马上发起了“卡瓦格博乡村之眼”培训班,把摄像机发到村民手中,由他们来讲述自己的故事。

随后,在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支持下,郭净等人又发起了“乡村之眼”计划,成为国内最重要的参与式社区影像项目。让那些生活在中国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的成员,在接受短期拍摄培训之后,以本地的生态、文化、生计或社会问题为主题,创作纪录片或其他类型的影像文本。

“‘乡村之眼’背后的理论支撑是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从影视人类学来说,使用影像来表达及剪辑的相关逻辑,都有其文化背景。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影像作品,是主流社会带给我们的。社区的人怎样用影像来讲故事,他们想表达什么,‘乡村之眼’从诞生之日起就试图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云南“乡村之眼”项目原助理唐晓云说。

“它不以艺术或学术价值为使命,而是要表达当地人的文化观点。”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说,迄今为止,云南、青海、四川、广西、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均有社区影像运动开展,已完成上百部村民自主创作的影像志作品,在国内外获奖并产生反响。

作为“卡瓦格博乡村之眼”的负责人,此里卓玛不但负责物色合适的学员来参加培训,还要充当后勤、协调、翻译及后期的素材整理等角色。“乡村之眼”第一期学员有12人。云南艺术学院的李昕及钟键、云南大学影视人类学实验室的陈学礼、云南省社科院的章忠云等都为项目提供过教学和实践指导。

“让村民自己拍自己,其实就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我们把这种形式称为:学习和保护我们自己的传统。”郭净说。

学员拍什么、怎么拍,决定权都在村民手中。“乡村之眼”项目团队仅提供技术上的协助。项目运作多年,诞生了很多精彩的作品,如《葡萄》《虫草》等。

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影视人类学实验室主任陈学礼也深有同感。他说:“大多数民族志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得大奖,被拍摄对象却不一定有机会看到。”

藏族村民李卫红拍摄的《葡萄》,记录了生态葡萄种植方式。100多年前,法国传教士把葡萄种植技术带到了澜沧江河谷。如今,那里已成为重要的葡萄产业基地。集约化的种植少不了使用农药和化肥,而农药和化肥对其他生命的伤害,却又和藏族的传统信仰相背。纠结于此的李卫红在香港社区伙伴和卡瓦格博文化社组织的生态农业的培训下,开始尝试种植有机葡萄。她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找到一个既不伤害众生,又能保证葡萄产量的方法。拍摄的目的更简单,就是把整个过程记录下来,告诉其他的村民。这部影片后来成为德钦生态葡萄种植的“教学片”,很多社区都邀请她去讲课。

为此,他们给硕士研究生开设的“纪录片创作与实践”选修课,将民族志电影的拍摄作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并要求学生和老师一起,在村里完成后期剪辑,最后一天在村寨放映学生的作业。

斯南尼玛拍摄的《虫草》影片,在网络上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影片之所以美,不仅在有尽之言,而尤在无穷之意。”

“在当地放映的做法,不仅让被拍摄对象即当地村民成为第一观众,还可能引发他们的评论和行动。”陈学礼说。

“因为村民们能力有限,他们很难在一小时的成片里把整个生活状态讲清楚,或剪出一个特别精彩的影片。但他们一年年累积起来的素材尤为珍贵,这些素材生动地记录了他们当前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此里卓玛说。

比如2009年云南遭遇大旱期间,学生们在石林彝族自治县大糯黑村拍摄的纪录片《水》,引起了村民的激烈讨论。村民们意识到,由于他们将每年清洗水井的传统丢失了,才导致如今水井水质下降。为此,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对水井进行了清洗。

卡瓦格博文化社为这些影片组织了流动放映活动,受到村民们的热烈欢迎。“这种放映活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放映活动有些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放映的不再是外面的影片,而是村民自己拍摄的影片,村民们变成了讲故事的主角和故事里的主角。”唐晓云说。

“对时代做实录不是为了颂扬和批评,而是留给后代修史所用。”郭净说,“在互联网发展的时代,更需要挽留这种历史观。”

从文化回归到生活

民族题材纪录片仍缺乏收藏展示交流的平台

在卡瓦格博文化社及来者文化公司工作多年,此里卓玛实现了从拍摄者到行动者的转变。

当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领域进入收获期时,面临一个尴尬的现实:大量的民族影像志纪录片和素材该如何拯救和保存呢?

今年5月,此里卓玛从文化社加盟的文化公司辞职,开始了自己的创业旅程。这个刚到昆明时连汉语日常交流都成问题、夏天都不敢穿短袖、不敢披着头发的藏族姑娘,在挑战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民族题材纪录片至今仍缺乏收藏、展示、交流平台。创建全国规模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十分必要和紧迫。”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不无忧虑地说。

11月17日,她在朋友圈秀出的祥云手工钱包,被朋友以100元的价格拍走。“这些年,我做了很多文化保护的事情,学习了很多高大上的理论,但归根结底,这此传统文化的精髓要回到生活中来,才有可能继续传承下去。我想将这些传统理念拉回到具体的事情上,回到一件件具体的行为和物品里。”此里卓玛说。

2015年4月,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中国民族博物馆承办的“2015中国民族题材纪录片回顾展”受到了极大关注,这一首次在北京举办的大规模民族题材纪录片展映活动,为展示60多年来我国民族题材纪录片的发展轨迹和优秀成果提供了重要平台。业界认为,它传递出一个信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如何用纪实影像真实地再现、表达和传播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文化和历史,正在成为被社会关注和聚焦的事情”。

现在,此里卓玛正在为“德钦县格桑花妇女手工艺品及农副产品专业合作社”的成立而紧张地忙碌着。她要将当地的手工艺品、生态农副产品、葡萄酒、核桃油,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出去,与村民们共同致富。

顾群表示,中国民族博物馆正是想通过持续不断地举办民族题材纪录片影展,建立起一个较具规模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影像数据库”。

从2010年政府在德钦推广种植葡萄以来,葡萄日渐受到藏族百姓的欢迎。“以前我们种青稞,现在我们学着把葡萄种好。尽管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新的生产方式,但我们会把自己传统的道德观以及我们和大自然相处、打交道的方式,融入到现代生活里。”此里卓玛说,“现在,有文化的农民越来越多。我们学了很多知识,更希望反哺到社区,用到各种生产生活之中。”

他指出,少数民族的很多文化是无法仅依靠实物来呈现的,但影像却能够细致、丰富地呈现出这些文化遗产的内涵和细节。把民族志影像资料纳入收藏展示空间,是民族博物馆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影像中记录的古老技艺,到现实中可触可感的具体作品,此里卓玛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从影像回归到生活,把传统文化的精髓延续下去,并让它们迸发出新的生机。

不少学者认为,一方面是国家收藏,另一方面民间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也极为重要。

目前,此里卓玛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产品。得益于长期的社区影像拍摄工作,她不仅学会了如何与村里的妇女沟通,也明白了藏族文化的价值增长点在哪里。在实现人生换挡升级的同时,她也会继续自己的影像记录。

两年前,“乡村之眼”团队已经在云南德钦县启动了村民影像资料库的建设,包括郭净在内的一些学者10多年来拍摄的DV带,将进入这个民间资料库保存。

“影像记录说到底是人的故事,文化就是人的生活,它总是在不断推进、演变。影像记录没有终点,因为人的故事一直在绵延发展。”此里卓玛说。 

让郭净最受触动的,是一次对云南民族大学人类学教授蔡家麒先生的拜访。蔡家麒曾在上世纪60年代时,和杨光海等老一辈民族志电影人一起拍过鄂伦春族的纪录片。

当时,蔡家麒拿出1963年拍摄鄂伦春族的600多张黑白底片,全部用长方形的底片袋装着,每一张都有编号,底片袋也有编号,放在防潮的饼干盒里;同时,他还保存着300多张上世纪80年代拍摄的独龙族底片。

“鄂伦春族的历史,就这样完好地保存在这位前辈的家里。”郭净说,“这些照片从来没有完整发表过,这么多年,它们一直以素材的形式存在着,躲过了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

“只有大大小小的影像博物馆、图书馆出现在城乡各地和私人的书斋,所谓‘民间记忆’才有一个牢靠的基础。”郭净说。记者 张文凌

本文由威尼斯网站发布于威尼斯app注册,转载请注明出处:此里卓玛11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展映活动上,谭乐水一直在记录这个山寨的巨大变化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