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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是写人物的随笔,报社与巴金的牵连就由姜德明接替

文章作者:网络文化与文学 上传时间:2020-04-21

那天,我敬告邵燕祥先生友人姜德明先生近况时,旁边上网的邵夫人谢文秀阿姨搭话:“他的散文写得好!”

《人民日报》资深编辑、人民日报出版社原社长姜德明先生是巴金先生的书友,两人书信往来谈的都是书的话题。今年,在巴金诞辰115周年之际,年届九旬高龄的姜先生谈起与巴金的交往与友情缓缓道来,饱含深情。

近得姜德明先生题赠的他的一本新书《与巴金闲谈》(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7月版),为巴金研究会策划的《巴金研究丛书(甲编)》之一,限印1000册。此书前有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列入《阁楼丛书》);这一次是增订本,新加了十篇文章。书的正文之后有巴金旧着的书影和书信手迹影印件多份,读起来赏心悦目;封面干干净净,一无装饰,尤得人心。现在许多书内容其实还好,而封面花哨甚至恶俗得很,令人胃口大减甚至望望然而去之。

“尤其是写人物的散文。”邵先生补充道。

1963年的夏天,巴金刚从越南访问回国,住在北京新侨饭店接待北京友人来访。在7月18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九点半后《人民日报》社姜德明来,谈到十点半。”这是姜德明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

德明先生是散文高手,所记的又是他同巴老的闲谈,其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之高,自不待言。巴金致姜德明的信中也有许多意味深长的话题,给我留下甚深印象的有两件:

这是不刊之论。

那天,姜德明与巴金一见面,觉得巴金不是想象中那样,似乎更年轻些,也略胖些。一坐下巴金就谈书,说这次访问越南有不少观感,已写了一部分,回来后还要继续写,争取出个集子(第二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访越散文集《贤良桥畔》)。巴金还谈到30年代他与茅盾曾合编过抗战杂志《呐喊》《烽火》,至今印象深刻,可惜时间长了,一本都没保存下来。姜德明说,《烽火》先在上海出版,后来上海沦陷,转到广州出了,自己手头的几册旧刊是上海时期出的。巴金又谈到,有人曾跟他说,藏有广州时期的《烽火》,愿意出让,巴金没有接受。对方要价很高,巴金不会去满足这种私欲。虽说放弃了这个机会,却不感到可惜。

其一,巴老的《十年一梦》在姜先生主持其事的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后,他在1987年2月25日的信中说:“稿费请代捐赠文学馆,麻烦你了,谢谢。文学馆的建立你也出了力。你一定高兴它的发展。”而稍后他想再要十本送人,又于9月17日的信中特别提出,该书“倘使未售尽,我还想买十册。购书费,得到寄书通知后即汇上。请费神代办。”

1963年9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姜先生采写的反映北京市民饮水历史的长篇通讯,苗地先生插图,正好占一整版。“叶圣陶九月廿二日晨”给作者写信:“昨日读大作《清泉流向千万家》,欣快之至,钦佩之至。写报道文章,走此途殊为正道,设计好,语言不采学生腔,使读者感觉有余味。望足下赓续为之,我以读者身份引领而俟。”

尽管这是姜德明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却谈得十分投缘。因为他们已有较多联系,尤其是关于书的交往。

其二,1990年秋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将率团访华,人民日报出版社在当年早些时候出版了井上靖所著小说《孔子》一书的中译本,当即寄给巴老一本;后来得知井上靖要在10月下旬到上海来看望巴金,病中的巴老决定要抓紧读他这本书,但不知藏在书堆的哪一部分,找不到了,于是托人再弄一本,姜先生又赶紧给他寄一本去。而后来井上靖本人也病了,不能来访问,于是巴老在当年11月12日写信给姜先生道:

“优秀语言艺术家”叶圣老的期许,激励后学深耕脚下这片热土。姜先生抓紧时间又采访一批普通劳动者,通过凡人小事叙述新旧社会变迁。叶圣老默默地注视着,1964年6月10日来信又旧事重提:“足下就某一事项叙其今昔,写人物,用语言,我皆深佩,前夕已当面陈之。颇盼续有所作,此恐非我一人之意也。”

1951年,姜德明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分配在《人民日报》副刊部任编辑。当时,编辑分头联系作者,联系巴金的是老编辑夏景凡。夏景凡上世纪40年代抗战期间在重庆任《商务日报》记者时就与巴金相识。后来,夏景凡调往《新疆日报》,报社与巴金的联系就由姜德明接替。京沪两地相隔,当时的联系主要是靠书信和电话。

《孔子》早收到了,谢谢。

所谓“前夕已当面陈之”,是指不久前他们巧遇二七剧场,叶圣老特意叫住姜先生,问他最近又写了什么。姜先生说编务太忙,没有时间写作。叶圣老不以为然,认为他才30多岁,正是多跑多写的时候,应该写出更多像《清泉流向千万家》那样的散文,千万别写那些华而不实、装腔作势的文章。

那年,由《人民日报》国际部主办,姜德明选编了一本国际题材散文集《赤道雪》,征得巴金同意,收录了巴金访问日本的散文《倾吐不尽的感情》。书出版后,姜德明给巴金寄上样书,巴金回寄姜德明一册以此文为书名,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这是姜德明收到的巴金第一本赠书。

没有回信,只是由于病的干扰……不能工作,也不便活动。更可怕的是记忆力衰退。当初托褚钰泉代购《孔子》,是因为听说作者十月下旬要来看我。几年前我在东京同井上对谈,曾说他的小说出版,我要认真地拜读。我不愿失信,所以着急起来……收到您寄的书,我带到杭州读了一遍,回到上海就听说井上取消了这次旅行,接着又意外地发现了另一本《孔子》,连忙写信向您表示谢意。请原谅我的健忘。

其实,姜先生入职人民日报社之初,就不去碰片面追求所谓史诗般效应的重大题材,不愿写那种人物和事件完全虚构的散文。他习惯写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普通人,即使在反右派斗争草木皆兵之际,他笔下的“老戏骨”朱林逢(《在西安看“迷三县”》)、战斗中双目失明的士兵刘元林(《刘元林和他的妻子》)等小人物还是那么接地气,读后如沐春风,有益世道人心。

所以说,有了之前那么多书事铺垫,姜德明与巴金的第一次见面是一见如故。

1987年巴老八十四岁,1990年则是八十七岁。他老人家的身体无可避免地衰老下去,而精神却同青年时代一样充满激情,而且容易着急。像这样生动有味的细节,很可以补入现在已经编撰得相当细密的巴金年谱里去。

姜先生出生于天津的“恒产”人家,从小上剧院、逛书摊,饱览新文学期刊,饱读新文化运动健将著作,奠定了用真情实感写凡人小事的思想文学基础。

威尼斯2017娱乐官网,姜德明与巴金的再次见面已是1978年春天了。巴金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结束后,巴金在虎坊路的前门饭店多住几日,想借此时机与大家见面聊天。这第二次见面,巴金已是白发满头,明显消瘦了。见巴金的眼睛有血丝,姜德明关切地询问,巴金说,有点充血不要紧。显然是连续开会,以及接待来访的人,过度劳累了。

1983年初,姜先生出差上海,旅馆到处客满,临时入住五床一室的房间。他发现同房的四位客人都是外地小城的采购员,待人特别热情,知道他是记者后又乐意说心里话,朋友订了单间也不搬走。他从闲谈中体会到采购员的工作特别艰苦,过年过节别人团聚,他们有时还得枯守客舍,病倒了少人照顾,有的就客死他乡了。他还发现女服务员正与男采购员恋爱,而男方迟疑不决主要是怕把女方的户口带到外乡去。这是一个很有性格的青年人,这是一群相濡以沫的外乡人。姜先生消除了往昔对采购员的误解,一口气完成了《多好的早晨》,将这个特殊群体的职业特点、情感生活描写得淋漓尽致。

当年有个说法,说是巴金发表了《雷雨》,第一个发现曹禺这个文学人才。姜德明就此问问当事人,巴金说,不能这么讲,是靳以第一个看了剧本,也想发表,怕两人太熟会掺进感情成份,就让巴金帮着看看,巴金看后也觉得不错。这样,《雷雨》就首刊于《文学季刊》上了。巴金客观地澄清了外界的传说,也为文学史料研究提供一个真实的依据。当年郑振铎和靳以主编《文学季刊》,巴金常住那里,帮着看稿是家常便饭,可以见证巴金和靳以的深厚友谊。之前,他们合编过《文丛》,之后靳以回到上海和巴金主编《文季月刊》,50年代又一起创办《收获》。

《散文》月刊发表这篇散文后,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的陈原先生于1983年5月26日写来一信,表示高兴:“昨读大作《多好的早晨》,深为感动。这是一篇很讨人爱的散文,朴实无华而又有那么高尚的情操。有些作家的散文过于忧伤,有些又过于华丽,多数篇章没有能够传达一种新时代的气息——而你这篇则给人很多东西,谢谢你。”黄裳先生亦来信说:“那篇《多好的早晨》,写得好,我觉得有兴趣,大约因为曾到那个房间里去过一次,碰巧你不在,但印象是清晰的。我觉得大可在这条路上发展下去,必有可观的成就也。有点像小说,其实是散文也。”

那天以后,姜德明与巴金的交往就很多了,一直延续到1996年,那时巴金已长住医院了。之前无论是巴金到北京开会,还是姜德明到上海出差,甚至在杭州的西子湖畔,华东医院的病榻旁,两人总不忘见面聊天,聊的内容无外乎书人书事。

姜先生遵循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创作准则:作家旅行应该乘三等车。他住旅馆、乘出租车、参观访问时特别低调特别留心,碰上感兴趣的真人真事,心灵受到触动,欲罢不能时就化为文字。巴基斯坦洲际旅馆那位长须白发、胸前挂着闪闪发光的天安门纪念章的友好老兵(《守门老人》);那位想永远在家乡好好工作,暂时决定到沙特阿拉伯奋斗几年的青年司机(《拉合尔的思念》);那位战争年代腰里老别着凿子和小锤子,晚年惦记着为牺牲战友刻下块块石碑的离休军医(《向往你啊,拒马河》);那位主动用中文问“先生,您是中国人吗?我也是中国人,从台湾来的”的东京新大谷饭店实习生(《台湾少女》);那位“我们没有忘记,政府还替我们养着一个孩子”,留职停薪开出租车的三胞胎爸爸(《偶过杭州》);那位新中国成立初响应支持塞外号召从武汉来到热河省,自学英语被打成“特嫌”和“右派”,终身未嫁的书店女店主(《离宫外边》),等等。姜先生细致入微的观察、悲天悯人的情怀、“下里巴人”的文风,是宏大叙事的所谓“散文家”们无法比拟的,难怪巴金、萧乾、张中行、孙犁、华君武等文坛前辈这么喜欢他的散文。

我每次到北京去看望姜德明先生,总要听他讲讲当年淘书的经历,谈话中他也不忘讲一些与巴金的书事交往。

姜先生也写大人物,但与小人物一样食五谷杂粮。譬如:“夏天,我喜欢打赤膊写作……光着背,只穿一条短裤”的巴金先生(《巴金雨天谈书》);“我说,我只知道有个李健吾,哪里有个李健君呀!你们给我的稿费单上写了个李健君,邮局不承认,你说怎么办”的李健吾先生(《我是好人!》);“我已八十七岁了,年纪越大,事情越繁,找的人也越多,浮名累人呵”的臧克家先生(《“说点由衷的话”》);“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多年来我刷牙不喜欢用牙膏,洗脸时也不爱用什么香皂……这一切都是农民的习惯呢”的艾青先生(《在海边,艾青说》);“当时我不光是擦乒乓球台子,还要扫厕所……但是,我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些管我的人还挺满意”的冰心先生(《想见冰心》),等等。这些鼎鼎大名的大人物,七情六欲与凡夫俗子何异?!

姜德明印象较深的一次是在1980年夏天,巴金刚从瑞典出席国际世界语大会回到北京,姜德明去国务院招待所看望巴金。姜德明说感谢巴老给他寄赠香港版《随想录》,并称赞这套精装的小册子印得又快又好,不知内地版何时才能印出。巴金说,现在我们书的装帧水平同世界水平相比还有距离,速度慢。当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半个月就可以出一本书,有的书稿是靳以交给他看的,而大部分稿子在出版前巴金都看过,还兼做校对。

可如今乘三等车的作家、记者几何?我决计将姜先生的话旧散文选编成集,告诉读者昔日接地气有人气的党报记者、副刊编辑“长得”啥模样。姜先生按惯例取其中一篇(《多好的早晨》)标题作书名。我们无法回到往昔时光,但深入生活、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任何时候都不能丢。书稿呈姜先生审定时,他认为第一辑前后几篇及第六辑诸篇“多家居琐事……理应该作罢”。我认定“琐事”不“琐”,固执己见保留下来。

姜德明谈到海外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巴金说他看到了,里面“小说二集”的编者序言中对他《灭亡》的人物分析不准确。他想有机会写文章澄清一下,并说过去对自己的作品只有检讨的份,现在可以申辩一下了。说到小说,姜德明说,过去开明书店印过巴金的几种书,开本都很小。巴金说,那都是钱君匋设计的袖珍本。

姜先生曾应《羊城晚报》邀约与荒芜、丰村、黄裳等先生访粤。那时深圳到处施工,他们入住的新园宾馆住房紧张,一床没有蚊帐,四周鼠蚊为虐。姜先生主动睡无帐之床,荒芜先生深表同情,第二天早饭时赐诗一首:“东溟游罢到南溟,大地风流姜德明。谁料新园五楼上,一宵鼠扰复蚊叮。”

姜德明每次到上海总会抽时间去看望巴金,有时在上海待的时间长些还不止一次。每次见面,巴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他:这次来上海,去过旧书店了吗?姜德明说去过了,在淮海中路旧书店还碰到了施蛰存先生,施看到姜挑选的书中有戴望舒的译着,要求转让于他,姜当即照办,他知道施与戴是老朋友。

“东溟游”指其刚刚访日归来,“大地”指其编辑《大地》文艺副刊和《大地》增刊。这首友情打油诗可作姜先生人缘与文缘、人品与文品的注解,故引其一句代作标题。

巴金是藏书家,年轻时就喜欢去旧书店淘书,经常在书店与辛笛、吴钧陶等不期而遇。可他谦虚至极,笔下很少写这些内容,姜德明问及淘书之事,才引发他的一些回忆,已是很难得了。

是为缘起。

最后一次见巴金,是在1996年10月的西子湖畔。姜德明谈及他为北京出版社主编的一套“现代书话丛书”,其中有李济生编选的《巴金书话》。巴金对这套丛书的装帧设计很满意,肯定了姜德明的编书功劳。

丁酉腊月廿九,搁下键盘俯瞰北京站广场,想起三十年前进京求学乱丢烟蒂被罚款五毛的往事。时间过得真快啊!

除了见面,再就是鸿雁往返了。从1977年到1992年间,巴金一共与姜德明通过37封书信。信大都不长,但几乎每封信都有谈书的内容。正是这些珍贵的书信,传递了巴金对书友的一种爱护、关心和帮助,一种深深的、绵延不断的情谊。

【补记】

1977年9月24日巴金给姜德明的信中,第一句就写道:“信收到。谢谢你寄来的几本资料。”姜德明回忆说,当初报社编印过一些内部资料,如鲁迅的书信集、杂文集,还有揭批“四人帮”的漫画集等。第二年,巴金在信中对姜德明说:“《处女地》后记你们想发表,我无意见。近几个月来事情多,生活忙乱,想写文章,却无法动笔,现在要紧的事是把赫尔岑着作的第二部改好交出去;还有一本《父与子》也要在五月中改好完稿。我的记忆力逐渐衰退,幸好感情未变,因此还想写小说,也想写散文。你们印的《古诗文成语典故选》如有存书,我想讨两册。”同年,巴金在信中回忆了他主编“文学丛刊”的经历。他写道:“你问起文学丛刊及小丛刊、文季丛刊的封面的事,分别答复如下:文学丛刊是我设计,由丽尼修改决定的。小丛刊和文季丛书都是我参考《少年读物丛刊》的封面设计的。其实所谓设计也很简单。我们有两本苏联早期和旧俄书籍装帧设计的书,书上有不少封面设计图样。《少读丛刊》的图样就是从那书上挑选的。我编的两本丛刊的封面图样也是从那上面挑出来制版的。《烽火》小丛书是我设计的,字是请钱君匋写的,图是从别的书上找来或者是《烽火》上用过的图。听说明年要开书籍装帧展览会,提倡一下,总会起促进的作用。”

此乃为姜德明先生话旧文选《多好的早晨》所撰“缘起”,原拟收入“我的生活”丛书,第一辑请《旧锻坊题题题》丛书合作前辈姜德明、朱正、锺叔河、邵燕祥先生挂帅,后因多种原因中道下马,录入审定稿恐永远“待字闺中”。2019年10月19日是姜先生九十大寿,谨以旧(存盘两年)而又新(未曾面世)的拙文问候“无名书斋”寿星。您书柜里的那些宝贝疙瘩,信手拈来都是妙趣横生的文学掌故,令后学垂涎欲滴啊!

巴金谈书,不但谈书的写作和出版,也谈书的设计和装帧。而更多的,是关心友人的爱书之需。在1979年底的一封信中,巴金写道:“《海的梦》我这里有,等到《随想录》或《爝火集》出版后一块儿寄给您。听说您是一个藏书家,我很高兴。您需要什么书,不妨告诉我,我可以寄给您。我三十年散文选集,是女儿替我编选的。”

巴金到了晚年,在身体越来越差、字越写越小的情况下,仍不忘在信中与姜德明谈书,也不忘给爱书的友人提供更多的帮助。在1992年3月14日的最后一封来信中,巴金在结尾中写道:“我的书你还缺什么?我希望一两年内能为您的藏书尽一点力,给您的收藏补充一些什么。我的时间不多了。我并不悲观,现在在料理应当做好的一件一件事情。”

姜德明在此信的注释中言:“巴老所以提出这件事,可能由于我在一封信中,提及春节前,我在北京的旧书店偶然买到几本旧书,有鲁迅先生编的《戈里基文录》,初版毛边本。还有一本解放初期平明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着《回忆契诃夫》。后者是巴金译的。巴老的一片美意,我永远记着。”

姜德明不仅在书信和交谈中与巴金结下真挚的友情。他在不少书话文章中,都写到与巴金着作相关的史料和轶闻。如写巴金的着译《夜未央》《萧萧》《感想》等。1999年1月,时在文汇出版社任职的陆灏把姜德明关于巴金的文章及巴金写给姜德明的37封书信编为《与巴金闲谈》一书,列入“阁楼文丛”出版。姜德明在此书的扉页赠言中写道:“巴金热爱生活,喜欢朋友,待人真诚。我永远忘不了他那高尚的人格。”之后,此书多次再版再印,今年一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新的增订版,姜德明写了简短的《增订版附记》,最后写道:“巴老远去了,我们永远怀念他。”

从上世纪60年代初,姜德明与巴金开始相识交往,到90年代中期,巴金因病无法与人交流为止。这几十年中,姜德明与巴金之间,总是以书为沟通的桥梁,以书为友谊的纽带。书是他与巴金先生的友谊见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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