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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2018娱乐官网】2017年的小说中,从这些作品中

文章作者:首页 上传时间:2020-03-12

在当前多元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必须与时代对话,构建出独特的文学经验世界,发现时代肌理深处所蕴含的丰富“民族化”质地,寻觅世道人心的“民族化”表达,否则文学的“民族性”面临着被消解和被剥夺修辞性的危机。但文学对民族性的过度渲染,又容易陷入民族话语自足性的窠臼,制掣着中华审美精神的整体性构建进程。因此,在二者之间寻找适度的言说区间,是少数民族文学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2017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尤其以小说为代表,在坚持以民族化叙事直抵、观照人性的同时,愈加呈现出高度自觉的民族文学话语主体性,也让民族小说叙事所思考的范围走向深广,整体呈现出极具本土化和民族化底蕴的“当代性”。

面对新时代强劲的脉动、纷繁的事象、多彩的故事,少数民族文学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以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小说、散文作品为例,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探索方向。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仅能了解到丰富的时代信息、动人的现实风景,更可以看到作家们不断拓展对现实观察和理解的半径、不断向时代的纵深处与隐蔽处求索的努力。这份回应时代、书写现实的冲动和野心,也许是带领文学走向广阔和多样的一条必经之路。

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困境,在个体人物与社会整体的互塑关系中挖掘人生悲剧的深层肌理

在大地上行走

少数民族小说常将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浪漫、温情、自守成为突出的艺术标签。但主体性自觉使少数民族作家开始将生命感知的触角深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将命运困厄与自我救赎作为小说叙事的基点。2017年的小说中,蕴涵着对生命、人心、人性的高贵与尊严的咏叹讴歌,始终秉持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

选择什么样的写作方式,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作品的质地。一次偶然的机会,回族作家阿慧了解到河南拾棉女工在新疆异地打工的故事,她不远万里来到北疆农六师新湖农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同女工们同吃同住同摘棉的生活。6万字的笔记,300多张图片,40多个拾棉女工的人生故事,最后凝练成了两万字的纪实作品《大地的云朵》。这篇作品让人们感受到女工们扑面而来的欢声笑语,触摸到她们默默流下的泪水,看到她们坚韧、乐观、善良与勇敢的面庞。“俺一毛一毛地抓,一块一块地挣,只要手脚不歇,俺孩儿就有活命。”为了给捡来的孩子治病,拾棉工“憨女子”在黑透的夜里还坚守在棉田,这份爱意和坚韧给人以原初的感动。

陶丽群(壮族)的《打开一扇窗子》中,民族习俗的“残忍”与生命亲情的“呵护”之间的表象错位,捍卫着跨越生死界限的人对未来的希冀;阿郎(藏族)的《簪花》,将日常生活对人的巨大牵制和裹挟力量尖锐地呈现出来;格致(满族)的《虎啸图》中,主人公在机关日常生活中,发现暗藏的权力机制,不仅入侵了个人生活,甚至主宰着个人身体与心灵的全部隐私;袁冰玮(满族)的《暴风雪》中,由自然界的暴风雪给主人公的身体所造成的伤害,延伸到掩藏于平凡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看似阳光明媚、实则冰冷残酷的心灵之霜;阿舍(维吾尔族)的《吉日》,从主人公的青春眼眸中折射出芸芸众生努力生活却遭生活戏谑的悲凉和荒诞,勾勒出碎片、庸常、异化的日常生活的别样质地。在许连顺(朝鲜族)的《女儿六岁初长成》、梁志玲(壮族)的《噪音》等作品中,日常生活中的女性或母亲,承载着来自男权社会、家庭变故或者社会底层的压抑、边缘化与孤独,隐藏着对性别主体处境的隐忧。

瑶族作家纪尘也是一位带着爱与悲悯在人间行走的作家。多年来,她的足迹已经遍及五湖四海,对异域的书写从过客式的猎奇不断走向深入。散文《冬天,在百万人的村庄》描写的是她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段感受,从那里冬天的寒冷和疏离写起,最后以温暖、包容和爱作结。在不同的土地上看别人、看自己,这是行走者给予我们的独特视角。蒙古族作家金地的小说《本纳比-素里卡车学校》、满族作家周子湘的小说《慢船去香港》等,在描写文化焦虑之外,多了一层对生存的忧虑。两位作者都曾在早年有过离开熟悉的土地,到陌生文化环境中生活的经历,“离开——归来”的人生轨迹为作品增添了厚度。

马金莲(回族)的《旁观者》和《听见》,在温婉的叙事中充盈着强烈的社会批判和生存叩问;光盘(瑶族)的《重回梅山》,在爷爷的回忆录和“我”的现实亲历交织中,在理想与欲望、良知谴责和资本贪婪的对比当中,完成了一个反生活逻辑的精神反思;陈思安(蒙古族)的《大娘》中,李铁军因替友复仇心切而求助于地下江湖组织,非理性的行径实则是现代法律程序和社会公权力缺失之后的艰难和无奈;杨芳兰(侗族)的《跃龙门》中,李兰香和杨明珠经历着城市底层生存的艰辛、屈辱和不堪,但努力与拼搏的结果却是始料未及的集资骗局和人际戏弄,资本欲望攫取了民族信仰的自守,在无尽的欲望助澜之下,明珠陷入了丧失本我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唯有最质朴的亲情才是命运波澜的可靠港湾;图尔逊·买合木提(维吾尔族)的《沙村人家》中,4位热心公益人士的善举却遭受到村人的无端指责、误解和污蔑,小说饱含着对社会普遍流行的猜忌和丑陋世风浸染下人性卑劣的批判。

回族作家马慧娟靠着在田间地头干活的间隙,把一个一个字敲进手机,写出40余万字的散文。在《雨在天堂》中,她以质朴干净的笔触默默记录着那些在干旱贫瘠的生活中挣扎跋涉的灵魂。她还原了人们对于写作的最初想象,一边劳作,一边书写,同是耕耘,同有收获,汗也洒得,泪也洒得。《雨在天堂》更像是一块璞玉,虽然还欠打磨,却难掩生活的灼目本色。

对历史与当下的双重反思和身份建构

异地求学的生活经历、多元文化的成长背景为“90后”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难能可贵的是,很多作品并未拘囿于自我成长体验的挖掘,越来越多的青年作者匍匐于大地之上,聆听来自故土、来自他乡的多元声音。回族作家宋阿曼的小说《贤良》聚焦矿工生活,三个看似普通的主人公都背负着沉重的过往,他们曾经的人生故事暗示着社会转型期的种种隐痛与暗疾,他们未来的人生走向也需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等种种命题做出艰难的回应。东乡族作家丁颜的《蓬灰》也同样关注着人的精神处境。做正宗的兰州拉面,必须往里面放一点蓬灰,对于在深圳漂泊的索菲亚和拉面师傅哈伦来说,维护他们高洁精神的蓬灰是什么呢?苗族作家树弦的小说《偷豆腐渣的人》、壮族作家隆莺舞的小说《胆小同》、壮族作家连亭的散文《另一种日子:生长或萎顿》等也都展现出对生活的独特观察。这些作者多数还在象牙塔里读书或刚刚踏入社会,但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书本中、在个体经验里寻找书写的素材,这种迈向广阔天地的自觉和自信令人对这些新鲜的面孔充满期待。

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除了对抗日战争等主流历史进行整理,更执著于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解密。

面向多重的现实

昳岚(达斡尔族)的《雅德根》,跨越了满洲国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在达斡尔族的民俗展览中,勾连起以苏如勤为典型的萨满世家几代人的生命链,定格着一段久远的民族文化记忆;益希单增(藏族)的《困惑的年代》,在回溯金沙江边农奴制度所造成的苦难历史中,发出了历史可能重演的危机预言;刘荣书(满族)的《纪念碑》,提出了“当下,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英雄、对待历史”的严肃命题;白崇人(回族)的《瓷枕》,在黄大有对祖辈辉煌历史功勋的追叙中,凸显出历史如何进入当下生活的难题;句芒云路(苗族)的《手语》,勾勒出一幅神秘历史的招魂图景,隐喻着对民族根祖的辉煌与逝去的喟惋;第代着冬(苗族)的《口信像古歌流传》,从民族口信拓展出由不同人物勾连出的宏大历史;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的《草原骑士》,复现出一幕幕草原民族鲜活而丰富的历史生活场景;乌雅泰(蒙古族)的《成吉思汗和他的两匹骏马》,更是一部将学术文献和文学想象相融合、致敬蒙古族先祖成吉思汗的历史寻根文本。

故事的主题、角度和讲述方式的选择背后,是作家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社会问题的回应。面对现实,少数民族作家们不满足于浅层的现实呈现,而是步步逼近情感现实与价值现实,探索隐藏在纷乱事象后的社会结构性现实。生态、教育、舆论、社会伦理、基层政治生态……作家们敏锐而充满勇气地直面这些时代课题,拓展了作品的视野和格局。

宗教信仰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呈现坚定、放逐或救赎的诸多形态,成为2017年少数民族小说所集体抒写的文化瞻望。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小说《听见》为探讨文学和新闻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颇有意味的蓝本。故事本身更像一则社会新闻,一位青年教师因为一时冲动误伤了学生,事情却从此不受主人公控制地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在学校、家长、同事、社会舆论的多重围堵下,教师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家用三万字的篇幅延展了这则新闻的空间,丰满了新闻里缺失的情感。事情是怎么一步步走向深渊的,网络暴力与人心的冷漠和贪婪在这中间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谁该为这些年轻生命的凋零与迷失买单……《听见》怜悯地注视着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让我们张开耳朵,听世风呼啸,听盲音里的空白。同样涉及到教育问题,已故侗族作家袁仁琮的遗作《支撑》描写的是一位山村里的单亲母亲在村支书、邻里们的帮助支持下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进入高等学府的故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文中农民对于教育的重视与渴望,“祖祖辈辈都啃泥巴,出息不到哪去,你们给我长点志气,读出个样子来。”主人公内雅对孩子们说的话质朴而深刻。扶贫先扶智,良好的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的重要手段。

信仰具有心灵救赎的超越功能。王华(仡佬族)的《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中,陈泊水一系列荒诞古怪和匪夷所思的日常行为,是对自我罪恶的积极救赎,这是他在人生暮年的唯一出路;木兰(侗族)的《白光灼灼》中,郭小惠因年轻时追求非理性的复仇快感而诬陷别人,后她婚姻破裂、母子分别、锒铛入狱,救赎不仅是精神忏悔,更是世俗受难;野海(土家族)的《菩萨看得起人》将陈老三的杀戮与佛心并置,境遇的巨大反差呈现出的是对人的本质性的重观,蕴含着对精神单纯性、心灵圣洁性的守望;扎巴(藏族)的《飞扬的风马旗》对佛教与世俗的救赎之艰难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对农民命运和农村发展道路的探寻一直是少数民族作家的关注焦点。侗族作家杨仕芳的小说《望云岭》、杨芳兰的小说《跃龙门》等作品都对进城打工农民的精神生活报以关切的目光。而苗族作家向本贵的小说《花垭人家》、土家族作家陈刚的小说《余温》等作品则指向了“归来”的主题。一系列扶持政策的出台、对乡村自然资源的重新体认都为“归来”提供了支持。越来越多的作品撕开了乡村田园牧歌的面纱,直面现实的困境,但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温暖和谐的乡邻关系,仍给回来的人们带来慰藉和希望。

信仰具有与世俗制衡的幽冥神性。郭雪波(蒙古族)的《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将宗教轮回和人性本能转换为跌宕离奇的世俗玄机,而破解世道人心的密匙则是人类无法预知的萨满教的牛性神祇;丁颜(回族)的《蓬灰》中,索菲亚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仍能葆有对精神净地的守护,这种对超越性的追求折射出另类生命体验;尹向东(藏族)的《猎手》演绎出人性至善的艰难觉醒。

满族作家刘荣书的小说《纪念碑》也是一篇直面复杂世相的作品。纪念碑承载着英雄的事迹,代表着过去的荣光。但围绕着纪念碑的竖立,利益的纠葛、人性的幽暗已经与神圣的内涵渐行渐远。可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吗?那份真诚的想念与敬意却依然闪烁,令看到的人五味杂陈。与之相比,瑶族作家光盘的小说《重返梅山》的主题更加明晰尖锐,作品用一个颇有荒诞色彩的故事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何破解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两难?要求违背生态规律重新开矿的恰恰是受环境污染毒害最深的梅山人,这一颇富张力的情节给人以震撼的警示,环保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可想而知。

信仰具有批判沉沦的隐喻功能。夏鲁平(满族)的《棒槌谣》中,能够通灵的萨满反获得了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超越性理解,这是对人性之劣的一种反证式批判;格绒追美(藏族)的《格萨尔王出山记》,将活佛、说唱艺人、英雄传奇放置于现代社会的网络媒体、现代都市和大众文化等同一时空,传奇英雄主义与世俗消费人生的相遇,在反衬出历史英雄精神逝去的苍凉之时,更烛照出当代社会人性迷失的苍白。

以散文见长的满族作家格致在小说《虎啸图》中继续了自己由个人经验推及公共经验的探索,当一个小科员的体重、头发、胡子都受到严格限制时,这一机关单位的工作怎会有创新和活力?全篇似乎都笼罩在《虎啸图》中那张着大口的老虎的俯瞰下,令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权力和自由的边界在哪里,格致以小见大地进行了耐人寻味的追问。对社会乱象的反思也催生了很多颇具讽刺意味的小说。谁是活得长久的精明之人呢?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小说《那根结有疙瘩的攀绳》以一个一波三折的小故事巧妙地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藏族作家德本加的小说《老狗醉了》同样具有一定的幽默感,作品围绕一条老狗的去留,以略显夸张的讽刺笔法,着意刻画了一位小学校长的官僚形象,藏文化独有的宽容特质令人在受到启迪和警示的同时,不忘报以会心一笑。相较之下,蒙古族作家季华的小说《灰腾锡利》更具灰暗底色。主人公虽一心为民,但却因屡屡被人算计,而难以升迁。这块贫寒之地还留得住这位质朴的基层官员吗,小说戛然而止,令人怅惘。

在对人的存在姿态的审视中,实现本土化叙事构建

旧瓶中的新酒

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是对民族本土生活的深刻眷恋,回归成为个体安置漂浮灵魂的寓居方式。关仁山(满族)的《金谷银山》描绘的是新时代的乡村建设图,乡村重新成为人的理想和希望的飞地;向本贵(苗族)的《花垭人家》展示出人与大地永恒的生命关联;金革(朝鲜族)的《骨头》中,寿根记忆中唯一的故乡渐行渐远,也代表着情感家园最后的湮没;冯昱(瑶族)的《割树脂的人》,在对城市化发展的不自信当中,将乡土视为最后的栖居之地;何鸟(彝族)的《玩笑不分真假》中,何老左对土地的固守和眷恋,隐含着对城市化进程导致的人的“失根”状态的警惕;彭绪洛(土家族)的《兰草谷历险记》中,对世外桃源的向往更是将乡土想象极度地浪漫化和诗意化;梦非(羌族)的《半怀往事》对本族生活的“传奇”演绎,构造出一个迥异于农耕与都市景观的前现代生活图景;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蒙古族)的《逐狼呼和塔拉》中对呼伦贝尔大草原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诗性叙事,超越了简单的人性批判,将对乡土的守望上升到世间万物的生命彼此相依的共同体意识层面。

新时代不仅拓展了经验的边界,也为永恒性的文学话题开掘了新的思考路径。面对幽深处的精神现象,作家们以清醒的问题意识、敏感的时代眼光、独特的文化资源,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在旧话题中加入了新理解。

另一方面,2017年的少数民族小说秉持都市现代化合法性的价值立场,即对民族本土生活的理性批判,逃离成为保障个体自由的方式。杨仕芳(侗族)的《望云岭》,演绎的是乡村道德对人性尊严和生命权利戕害的悲剧;在俄狄小丰(彝族)的《萨河情事》中,逃离萨河包办婚姻的理想之所,竟然是大都市广州的自由和宽容;卢应江(苗族)的《星星和霓虹》将城乡对立的问题推向前台,母亲与女儿对城市充满恐惧和沉溺的态度,蕴含着对本土生活变革动力的理性审视与情感迷茫。

时间具有消泯一切的力量吗?在仡佬族作家王华的小说《陈泊水的救赎之路》中,已经认不得儿孙的老人陈泊水,仍然记得自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犯下的罪恶。受害者的谅解、时间漫漫的侵蚀,都没有办法褪去这份愧疚与痛楚,反而愈久弥深。没有人能阻挡那个在漫天风雪中踽踽走向派出所求刑的蹒跚背影,它背负的是一个人应有的担当,是人类向善向好的可能。侗族作家木兰小说《白光灼灼》中的女主人公郭小惠,同样为了寻求灵魂的安宁,放弃了很多,也得到了很多。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性和现代性的抉择中,常将这一根本性命题转换为“逃离和归乡之间的无所适从”“理性启蒙和情感依恋的两难境地”。在袁仁琮(侗族)的《支撑》中,内雅为了让子女实现身份的蜕变,将他们送去大学和城市之后,自己却忍受着心灵的孤独;潘年英(侗族)的《哭嫁歌》,以老东回寨子参加外甥女婚礼的系列场景为主线,本土生活的消逝、文化传统的尴尬,一切都在褪去了和谐、秩序和庄重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夹击下,走向老东难以理解的“现代”;杨胜应(苗族)的《普通话》,同样将本土与外在的区隔问题置于叙事核心,不讲普通话无法在城市当中与他人交流或找到工作,讲普通话却又遭到本乡群体的鄙视与排斥——语言不仅是基本的表述工具,在这里已经是身份认同的表征符号,逃离或回归的抉择已经很难将这种区隔彻底消除。

藏族作家尹向东的小说《猎手》描写了一个受害者的自我救赎。它们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向纵深挖掘了人性的复杂幽暗与温暖柔软。背负着为死去父亲复仇这一重担的刀登,克服重重险阻,终于来到仇人面前,却发现真正的仇人早已死于另一场仇杀中。但故事并没有止步于此,失去复仇对象的刀登想杀掉仇人身边的一条老狗来发泄内心的仇怨,却发现自己从没有真正把刀刺进任何生命的身体中,从始至终,爱与悲悯一直潜藏于他的心中。

回顾2017年,少数民族文学承接着民族话语与时代生活进行嫁接、介入和对话的突围方向,并逐步表现出愈加显著的主体性自觉。民族叙事开始走出自足性的认知和美学范畴,并就救赎、压抑、批判、坚守等人类精神的共通性命题,表达着民族化的文学理解方式。与此同时,以民族传统文化来充实当代思想,依托民族美学的彰显与反思来构建文学的当代性,2017年度的少数民族文学仍然面临着文学经验系统化的整体焦虑。

象征与隐喻也为主题的开掘提供了新的通道。壮族作家陶丽群的《打开一扇窗子》、壮族作家梁志玲的《噪音》等作品都是描写了一个与自己和解的故事。前者借“开窗”这一富有意味的核心意象,讲述了一个沉陷在隔阂与冷漠之中30年之久的亲情故事。开窗既意味着对临死之人的告别,也代表着对母亲、对自己的宽宥与谅解。后者将人与人之间的误会、隔膜、伤害与牵绊归之为“噪音”,这常常令人心烦意乱的声音是真实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漫漫人生路的慰藉和陪伴。这份成长的隐痛也在朝鲜族作家许连顺的《女儿六岁初长成》、畲族作家朝颜的《逃离》等作品中浮浮沉沉,以不同的面向给人以柔软的触碰。

期待2018年! 

文学以艺术的手法反映现实,成为关于这个世界的神秘谜语。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小说《口信像古歌流传》、侗族作家潘年英的小说《哭嫁歌》、土家族作家温新阶的散文《一棵树》、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土离我们有多远》、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散文《这些古松该如何生活》《寻找茫茫黑海里的金钥匙》、藏族作家雍措的散文《月亮村的记忆》《凹村纪实》、侗族作家龙章辉的散文《进山遇到神》、土家族作家凌春杰的散文《茶润大地》、土家族作家田芳妮的散文《冷冲的风》、苗族作家句芒云路的散文《在苗巫的大地上》等颇具神秘文化色彩的作品也是值得关注的优秀作品。独特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一直是多民族文学的宝贵富矿。它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与经典的文学母题碰撞交融,往往会擦出耀眼的火花。以第代着冬的小说《口信像古歌流传》为例,大爷、保长、爷爷之间略显俗套的故事只是一个容器,真正的华彩在弥漫其间的口信和古歌,在时代和命运的操控下,个体的生命脆弱易逝,但言与声所指向的时间之外的虚无之境却散发着永恒的魅力。文化在这些作品中往往超越了现实的束缚,连通了传统与现代、世道和人心。

因为篇幅所限,很多优秀的作品没来得及点评,很多作品在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精进和开拓也没有足够的空间阐释。“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新时代赋予文学以新使命,也馈赠其以新机遇。2017年《民族文学》所刊发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作家们拥抱丰富经验、反映时代风貌的创作态势,这份开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让我们有理由期待,新的一年会有更多与时代同行的精品力作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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